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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文化使命。这不仅关乎文化传承的赓续，更关乎民族精神的塑造与时代价值的创造。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积淀了无比丰厚的历史智慧与精神财富。如何深入挖掘、精准阐释这些蕴藏在典籍、文物与历史长河中的精髓，并赋予其契合当代社会需求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探寻在新时代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富矿”的历史路径与学理根基，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杨艳秋。
01.
破解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论述的重大意义？这对新时代古代史研究提出了哪些根本性的新要求和新使命？
杨艳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打破了“复古”与“西化”的二元对立思维，破解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困境，打通了“根脉”与“魂脉”的内在联系。这一论述不仅是文化发展的战略指导，对新时代古代史研究而言，也提出了根本性要求。一是在研究范式上，需要从传统的文本阐释提升到价值重构，以现实关怀为导向，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要素及其对当代的启示。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破学科壁垒，构建人文与科技交叉的“大历史”研究体系。三是在研究目标上，要实现从学术积累到文化赋能的转化，让沉睡的史料转化为滋养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这也使得古代史研究的学术使命从单纯的“学术传承”上升为“文明传续”，要求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开阔的文明视野，在古今对话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体系。用“古今互鉴”思维激活历史智慧，以“经世致用”的情怀服务国家战略，从历史研究迈向文明创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历史智慧和学术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对概念，其核心内涵分别是什么？它们之间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古代史研究如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学理支撑？
杨艳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者的核心内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创造性转化强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重构，建立与当代价值体系的衔接，其核心在于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拓展与突破，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其核心在于发展。可以说，创造性转化是基础，确保文化基因的延续性；创新性发展是升华，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价值。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
中国古代史作为中华文明研究的基础性、根基性学科，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中国古代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的基因库，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和丰富素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扎实、深入、严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一是要厘清文化基因的源流演变。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是要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和发展理路，探寻其延续不断的力量根源。二是要辨析精华与糟粕，对传统文化精髓进行正确理解与准确阐释。三是要在深厚的学术积淀基础上，探寻其当代价值。作为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长期以来，通过不同方式和渠道的参与与实践，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历史典籍的基础上，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发掘其在历史发展演变中的现代化元素，探寻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与时代精神，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02.
正确认识学术传统与现代需求的碰撞
《中国社会科学报》：“创造性转化”首先要求深入挖掘和精准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近期在系统性梳理、整理、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核心思想理念方面，有哪些标志性的新成果或正在推进的重大项目？这些工作如何体现“创造性”的阐释视角和方法？
杨艳秋：近些年，古代史研究所围绕“两创”做了不少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治国理政的历史观的整理和阐释，中华文明的演进阐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习近平论历史科学》2019年由古代史研究所牵头组织完成，去年又完成了增订工作。该读本系统梳理摘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历史文化的重要论述，内容涵盖历史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历史与文化、人类文明与世界发展等方面。《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3年修订再版，目前已经出版中文、英文、波兰文、希伯来文、波斯文、尼泊尔文、孟加拉文、俄文、印地文和中文繁体字10种版本。古代史研究所“理解中国道路”丛书英文版《中华文明之路》着重从各历史时期物质生产、制度构建、思想文化的创造中总结归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创造的辉煌文明。
围绕“两创”，古代史研究所先后组织完成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历史全视角下的 ‘中国特色’ 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经验”，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历史与现实研究”等一批重大课题，对中国古代关系中国历史全局的主要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审视，从历史和实践维度深刻揭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和伟大成就，回答了“中国治理体系强大在哪”这一时代课题。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迅速部署研究阐释工作，古代史研究所立项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维度、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研究”和“大一统国家政体建设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研究”两项项目，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计划于明年年底前结项。
目前立足学科特点，结合院党组提出的“四个一”要求，我们计划开展或已经在研具有学科特色、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还有许多项。如先秦史学科计划开展的“古文字研究与夏商周文明”，通过进一步整理、研究好甲骨文、金文和简帛文字等，系统阐释中华早期文明的根脉、基因与成就、特色；思想史、社会史学科开展的“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视域下的思想、制度与社会”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思想史角度探索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解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在联系。
此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普及方面，除了出版普及读物、撰写文章外，古代史研究所还积极进行历史文化传播工作，百集《中国通史》纪录片让历史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代史研究所科研人员近些年参与了一些大型文化栏目的策划、录制，如央视《典籍里的中国》《开讲啦》《开学第一课》《简牍探中华》《长城之歌》等。古代史研究所还与泰安市政府共同建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研究基地”。这些工作通过抓具体问题、具体对象，紧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键点，提炼具有标识意义的符号（点），并贯穿于文化脉络的系统（线），从整体上建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生态（面），展示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独特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创新性发展强调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古代史研究如何从浩瀚历史中提炼出回应时代之问、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方案？
杨艳秋：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虽然蕴含着诸多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元素，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现实，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发掘和研究，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就是必须做好“两个结合”。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时代需求为指引，深入挖掘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和思想精髓；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如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和手段，深入挖掘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的智慧，并将其与现代科技、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在这方面，古代史研究所凝聚“三项共识”，心怀“国之大者”，积极发挥史学研究服务治国理政的功能。自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古代史研究所主持或参与了中央及各部委交办任务50余项，服务治国理政的能力和主动性不断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在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古代史研究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如何克服？
杨艳秋：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古代史研究面临多重挑战。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弱化；二是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依然明显；三是研究范式创新不足，学科交叉融合不够；四是研究的文化主体性凸显不够；五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当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受西方理论范式的束缚，对中国历史独特性的理论阐释不够充分。部分领域仍局限于传统考据学框架，对全球史、环境史、数字人文等新视角的融合滞后，难以很好地回应现代社会对历史智慧的多元需求，也难以建立研究成果与当代文化建设的紧密联系。此外，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挑战。例如，文献整理研究是古代史研究所的传统优势领域，但近两年来，人工智能被引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使传统史学研究在方式方法上都面临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学术传统与现代需求的碰撞，也反映了在全球化、数字化浪潮中，古代史研究需要进行理论突破、技术赋能、跨领域协作的必要性。
为应对这些挑战，可从以下三个方向着力。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推进唯物史观研究，坚定理论自信。二是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坚定文化自信。三是推动多学科协同发展，加强与哲学、文学、艺术、考古、文博以及现代科技等领域机构的合作，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和成果转化平台。同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中国古代史研究”科研新形态的探索实践，持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在这方面，古代史研究所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古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一支甲骨科技创新团队，这是一支由青年学者主导的创新团队，旨在打破学科壁垒，加强跨学科合作，将多种现代科技和自然科学方法融入甲骨学研究，培育和催生新的学科增长点，推动甲骨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创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隋萌萌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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