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义表天下之乱；今废礼者，是弃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祸患，此刑罚之所以繁也。
在水中行走的人，会设立标志来表示深浅；同样，治理国家的人，也会设立标志来表示治乱与否。这个标志就是礼制。先王用礼制标记天下动乱，废除礼制，就是放弃这个标志，会引起人民迷惑从而陷入祸患，之后的结果就是法律的增加。
在这里，荀子将礼视为天下动乱与否的风向标，并认为，礼制的废除，带来了法律逐渐增多。换而言之，正因为“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为了更好治理，法律就被摆了出来。
事实上，这是倒果为因。
治乱世，用重典。带有强制力的法制会比仅仅道德约束的礼制更能够震慑人心，使其遵纪守法，从而维护最后的底线。倘若法纪松弛，才会带来真正的悲剧。刘备入蜀，诸葛亮依法治理，蜀地风貌立即比起刘璋法纪松弛时期要好很多，反而赢得百姓拥护。所以，并不是法律的增多导致乱世，恰恰相反，正因为乱世，更需要法制。
而治乱风向标的礼制，仅仅通过道德束缚人心，例如周厉王时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不堪重负，国人暴动将其推翻。但是当时礼制仍然存在，仍然导致国家动乱。所以礼制并不具备约束人心，更难以维护治理。真正的治理，恰恰是通过法制。
例如上元节，君臣与民同乐。万人空巷，看似歌舞升平，但却因为鱼龙混杂，给予不法之徒各种可乘之机，处理各种骚动、动乱的，不正是各种法律条款吗？
何况，礼制还存在最大的问题：礼制是各种风俗流传固定产物，换句话来说，与时代保持微妙的差距。所以单用礼制来治理，往往感觉隔靴搔痒，不像可以废立的法制，总能够与时俱进。
当王莽通过各种手段，和平接受禅让时，礼制并不能阻止；其后王莽颁布一系列新政，试图直接用过去的条例来治理国家，结果导致的是天下皆反。只有中央集权建立，重新恢复法制后，天下才重归稳定。
或许，这也是为何崇尚礼制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却选择法制治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