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蔡元培
说大师之前，先摆几句闲龙门阵。
这些年好像写作的门槛越来越低，“高手“之多，竟如井喷。聊天群里偶尔会调侃，略写得几篇文章，便成了大师。在下也被调侃过，羞得面红耳赤。有回被朋友戏称鸿儒，一怒之下，将其拉黑，且黑了近两年才尽释前嫌。也有无知而无畏者，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大师。曾见一女性作者，被人尊称为先生，伊不知道”先生“亦即大师别称，居然心安理得，默认了。我暗笑，那人曾乱用”七月流火“。
闲来无事，翻女儿的书架，眼前一亮，咦——《重读大师》。细看，还是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看目录，哇塞，一连串响当当的大师映入眼帘。而重读者，竟有若干熟面孔。近期正在读的林贤治，北大名教授钱理群，以及当年的青年才俊刘小枫。后者写的《沉重的肉身》和《拯救与逍遥》，曾指出民族精神的先天缺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中间，会不会产生大师或者准大师，很难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钱理群先生教导出了不少优秀学者。
何谓大师？
大师者，查《现代汉语词典》，最标准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
有造诣，被尊崇，就这两条，千万不要以为很简单。
啥叫造诣，你以为会模仿古人写几首七律、抑或在报纸副刊乃至文学期刊上发表一二文章就有造诣？没那回事。
就说赵元任吧，中国语言学之父，作曲家，精通英、法、德、日、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会说33种汉语方言。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后长期（1947—1963年）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并在伯克利退休。
再说蔡元培。25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40岁赴德国求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回国后任北大校长，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并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时，中国的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大师辜鸿铭也在那儿，并且已经获得了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愚笨如我，仅会说一种语言，不但不通古文，普通话还不大利落。
那时候的大师才是真正的大师，不像现在，出国混一所野鸡大学的文凭，回来就人五人六，信口雌黄，弄得大师跟砖家似的，几乎成了骂人的话。你才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对了，骂作家，骂诗人，都是这样骂的。
然而真正的大师，他们的存在，具有社会学意义。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否则我们就不会提到赵元任、蔡元培和辜鸿铭，还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等。
问题来了，并非所有造诣非凡的大师人格都很完美，都值得我们崇敬。他们的学识渊博不假，但并非所有的学识都是真知灼见，都能促进人类进步，甚至恰恰相反。
他们也是人。也是有着七情六欲，饿了要吃、困了要睡的普通人。例如林贤治笔下的鲁迅，置身于似乎没有希望的铁屋子，彷徨无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埋头故纸堆，拼命抽烟，饮食全然没有规律，完全不把生命当回事。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还原为一个可亲可敬可爱、有时候也很可怜的普通人，可以说是又一本《重读大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编辑此书的祝勇三十多岁，还是个青年学者，大师们的“重读“者大抵也都是中青年作家和学者。那时候还在拨乱反正。
祝勇在序言中说，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规定”动作，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解放、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今昔观念的差别，恰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摆脱大师的“催眠”，使自我获得解救。“打倒一切”固然过激，“但”怀疑一切“却大有必要。
是的，学者也好，作家也罢，没有怀疑和批判精神，没有创造，没有推陈出新，还谈什么造诣。
跟着祝勇们走近大师，是女儿给我的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