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有收藏、研究和教育的功能。博物馆所展现的，是承载着事件、文化，存在着思想和学术逻辑的物品。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伍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人类的行动发源于思想，因而，记录历史需要思想的贯穿，这样才能在纷繁世事中把握规律，探求未来的方向。对于医学史来说，医学模式的演进就是医学史发展进程的综合体现。

很长时间以来，医学是以疾病为原点，围绕着对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而建立的体系。在医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阶段，为了回应和满足人类紧迫的需求，医学重在帮助大众解除病痛。

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人类的健康水平提升，寿命显著延长，疾病和健康之间已经没有了截然的界限。在这个阶段，医学不再只是为了解除病痛而存在，而是跃入了寻求健康这一更高境界，成为在疾病状态下恢复健康，在高危状态下维护健康，在相对健康的状态下增进健康的观念、知识、技术、艺术、学术体系。

为此，医学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观念的梳理，以思想为贯穿的主线。我们不能只在博物馆里作物品的堆砌，只见“砖”，不见“楼”，让人在观后不知“楼”之何成、何在、何用，不能展现医学的思想脉络和所承载的文化。这显然不是我们建设医学博物馆的目的。

曾有件小事给过我不小的触动。一次，我跟一位国外的医学专家聊天，在反复谈到“basic medicine（基础医学）”后，对方忍不住问我：“Chen，you mean essential drugs（你指的是基本用药吗）？”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所用的“基础医学”一词的谬误性。

要知道，医学从远古时期发展到现在，其学科基础非常广博，包括人文学科与文化、社会科学与方法、自然科学与技术（含理学、工学、生物学等）三大类，包括了人类几乎所有的学科范畴。而我们平时默认的基础医学概念，主要指的是“实验医学（experimental medicine）”，并非医学的基础（fundamentals of Medicine）。“基础医学”这样的叫法不但使其内容产生歧义，还易造成临床和实验医学之间的割裂、医学与生物学的割裂，容易将医学的基础仅局限在生物学上。

事实上，医学和生物学的关系也值得梳理。生物学之于医学，只是医学的三大学科基础之一——自然科学与技术中的、生物学中的、直接或间接涉及人生物学的部分；而医学之于生物学，则是生物学中最核心、主流、前沿、关乎国计民生的部分。

无论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方法还是人文学科与文化，医学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学科基础的倚重程度有所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医学模式。现代医学虽然与生物学深度交融，但它绝不是生物学的一部分。

医学是一个独特、综合、巨大的学科体系，最关乎人与人类的终极利益——健康和生命。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医学是多学、人学、至学。除生物学外，现代医学应当全面加强和理学、工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交叉。医疗卫生界要树立“促防诊控治康”六位一体全方位的健康照护理念，从过去仅偏重照护个体扩展到照护群体乃至人类、生态之长远健康。

在建设医学博物馆的过程中，应该让以上思想贯穿在藏品和陈设之间。以医学模式的演进为主线，兼顾主流医学模式和补充医学模式，展现人类在追求健康和发展医学、构建医学体系的道路上怎样一步步探索、一步步试错、一步步进化，让大家看到，如今的医学体系是怎样在人类知识、科技、文化的积淀上发展而来的，从而促进人们更好地运用医学，并思考和把握医学未来的正确方向。

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王辰

编辑：魏婉笛 于梦非

审核：徐秉楠 王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