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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与辽、宋都是在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建立的。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别无二致，都是局部统一，为后来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西夏学与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一样，都是20世纪初基于出土文献建立的举世瞩目的全新学科。
西夏文献有助于构建宋辽西夏金时期民族共同体研究史料体系
西夏文献生不逢时，其出土时正值近代列强入侵之际，一经发现便四散各地。最初是俄国的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盗掘大量西夏文献，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其后，英、法、日等国也步俄国后尘，到中国寻找挖掘。在俄、中、英、法、日五大藏地中，俄藏西夏文献居世界之首，共有9000多编号，约有500种文献、20多万面，占世界西夏文献总量的80%以上。根据英方的最新消息，大英图书馆又发现了一批新的西夏文献，数量不少，共有两大箱，是从库房里找到的。笔者在英访学期间，亲见这批文献用70多个牛皮纸信封分装八大纸盒，整理修复工作进展缓慢。
西夏出土文献中有些文献种类特色鲜明，为西夏所特有，如“夏译汉籍”、 西夏语文类著作、社会文书、佛教文献等。“夏译汉籍”多系对宋代乃至唐末五代书籍的转译，从中可以反映出未经宋人编辑的汉文古本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借助“夏译汉籍”对汉文古籍加以整理研究，与传统“以书校书”的做法迥然不同，可以解决许多以往“校勘四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从版本、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全方位促进中华传统典籍研究。西夏语文类著作几乎囊括了传统小学字书的各种形式，是西夏对古汉语字书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辞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夏社会文书有3000余件，主要是在对已经出土的西夏文献进行整理、修复的过程中发现的。由于“正史”中缺一部西夏专史流传后世，有关西夏社会诸层面的记录很少，特别是反映西夏基层社会经济的资料更是寥寥，这使西夏社会文书显得特别重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史籍的不足，深化对西夏社会的认识。西夏除了完成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外，还翻译了不少藏传佛教典籍，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西夏文佛经。通过夏译藏传佛教文献，人们不仅可以考知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传情况，还可以部分还原西藏本土各个宗派所传教法，从而弥补藏文佛教史料记载的缺失。尤其是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西夏文献的出土发现，自20世纪以来可谓层出不穷，文献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丝毫不逊于敦煌文献。对大批西夏文献进行释读，可以突破汉文史料的藩篱，有效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有助于构建宋辽西夏金时期民族共同体研究史料体系。
西夏学研究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理论体系
西夏宣称继唐王朝土德之后为金德，将本政权纳入封建王朝正统传承序列之中。资料显示，西夏宣称直接承自唐朝，为正统。西夏文献《圣立义海》在“腊月之名义”条下明确记载西夏政权属性为金，“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君出射猎，备诸食”。我们知道，德运、服色、正朔是一一相配的。如果国属金，必以十二月（建丑之月）为岁首，且色当尚白。《宋会要》记载“西人最重年节与寒食，兼以十二月为岁首”。《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始衣白窄衫，毡冠红裹顶，冠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吾祖’”。上述记载虽然简略，但皆可以回环互证。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西夏统治者确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也接受了传统的“五德终始说”。西夏国名“大白高国”，是受其在五德中行序“金德”的决定，以白为高，进而以色尚称国。西夏文献中有时把“白高”冠在“大夏”的前面，一起组成国名“白高大夏国”，此与以火德自居的宋王朝又号称“炎宋”同出一辙。大唐王朝为土德，土生金，表明西夏统治者自视为唐王朝土德之续统，继唐王朝之后统治西北地区，从而将自己的政权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
西夏宣称党项人也是黄帝的后裔，将党项族填入华夏黄帝的血脉网络之中。宋辽西夏金时期，黄帝作为民族共祖形象继续得到弘扬，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脉相承。地处西北的西夏王朝也曾经参与对黄帝形象的塑造，宣称党项拓跋出自鲜卑拓跋，进而认为黄帝是党项人的远祖。西夏仁宗时期用西夏文撰写的《宫廷诗集》，载有党项人对远祖的追溯：“详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故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西夏自称为黄帝的后裔，这在同一时代的宋人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南宋罗泌《路史》一称“党项，悃之后”，再称“悃迁北土，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这里的“悃”就是昌意的少子，“有子三人，长曰乾荒，次安，季悃”。元昊冒认北魏鲜卑拓跋为先祖，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西夏仁宗时，根据鲜卑拓跋曾经依托轩辕为先祖，进而远攀黄帝为远祖，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贯彻元昊的意图，而是出于西夏社会民族融合程度加深的需要。
种种迹象表明，西夏不仅自认为是正统王朝，而且还是来自华夏的正统王朝，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现代西方学者说西夏是属于中亚系统的独立国家，西夏王朝自己也不答应。
宋辽西夏金时期已经出现了人不分华夷、地不分南北，皆可称“中国”的“大中国”意识，“中国”的范围由外而内以漩涡的形式扩大了，“畿服理论”中的“中国”越来越大，开始与“天下”合而为一。元代统一后，即出现了“春秋三世说”中所谓“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局面，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没有宋辽西夏金时期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交流，就没有元明清时期空前的大统一。即便在民族政权对峙时期，除西夏外，辽、金皆没有停止在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中的自我构建，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历经百年风雨的西夏学，眼下正处在丰收的季节。经过中外学者不屈不挠的研究，西夏文文献目前已基本能够解读，被世人遗忘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重新焕发青春，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作为冷门“绝学”的典型学科，西夏学在当前论证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丰富中华民族史研究内容、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历史逻辑的认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夏译汉籍’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设”（20VJXT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常达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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