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甄陶（1931—2014），字谡波，笔名耶冰，湖南安化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1931年，他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二都乡（今羊角塘镇）符竹村。早年就读于当地小学、安化萸江初级中学、湖南省立第五中学。1950年，高中毕业后，夏甄陶在村里做了半年小学教师。同年7月参加高考，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夏甄陶来到北京学习。新学期开始不久，被教育部抽调提前毕业，到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研室任教。不久，他又被保送到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部做研究生，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54年，以全优成绩毕业，回到北京地质学院政治教研室任教。1975年，夏甄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培养了最初的一批研究生。1985年，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继续指导了多批博士研究生。

夏甄陶研究领域广泛、学术视角独特，在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及中国哲学等领域均作出开拓性探索，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认识论分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认识论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人学。著有《论荀子的哲学思想》《关于目的的哲学》《认识论引论》《认识的主—客体相关原理》《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人是什么》《人：关系 活动 发展》《菽菠集》（词集）等。

夏甄陶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学贯中西，理论造诣深厚，在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人学等领域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夏甄陶提出实践一般结构的理论，不仅对实践理论研究本身是一大突破，而且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思想解放。他在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目的是实践的一个要素”的观点，重申了实践概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原则，对于破除机械唯物论的狭隘思想观念，实现哲学界的思想解放意义重大。他认为，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两种物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目的、手段、结果都是实践的基本要素。以此为基础，夏甄陶对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强调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全面、真实地反映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大关系实质的哲学，由此形成了自己“以关系为参照系”的独特的哲学研究逻辑。

夏甄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将实践的一般结构理论引入认识论，以主客体关系为框架，以实践为基石，对认识的本质、认识的系统结构、认识的主—客体相关律、认识的发生、认识的过程、思维活动、真理与价值等认识论基本原理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为整个学术界的认识论研究开拓了问题域，理清了发展方向。夏甄陶还非常重视对中外认识论思想史的梳理，他与崔建军、纪虎民合译了英国哲学家D. W. 海姆伦的著作《西方认识论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较早地介绍了西方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夏甄陶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思想进行了重新挖掘和总结，完成了《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有力地纠正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认识论思想”的错误认识，填补了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夏甄陶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对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人学的全部哲学思考，归根到底是要力求做到“知行结合究天人”。他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看作“协和天地人”的理论思维方式，主张“钩物则，润精神，圆通内外究天人”。关于夏甄陶在其他研究领域，特别是认识论领域取得的理论成果，我们已有文章专门论述。本文着重梳理夏甄陶的人学研究成果，感悟其中深邃的哲学智慧。

关注研究“人”的问题 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当时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的启发下，针对当时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见物不见人”的观点，以及现实中各种“人”的问题的凸显，夏甄陶的哲学理论研究开始转向“人”的问题，进一步关注对人本身的研究。作为我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学者之一，夏甄陶学术成果突出、理论特点鲜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夏甄陶与北京大学黄枏森、陈志尚合作主编的《人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推动了我国人学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学在我国尚无根本性突破。如何建立相对独立的、系统的人学？《人学词典》在这一学科领域作了有益的、具有开创性的探索，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有学者评价，《人学词典》“把词典的编纂与理论探索结合起来，立意在总结已有理论成就并给读者提供充分人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着手整体人学理论研究的尝试”，“其基本内容框架的设置不失为一个较为完整而新颖的人学理论图式”。该词典的编纂不仅为今后的人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学术工具，而且所设计的理论结构宏大严密，为此后的人学研究奠定了框架基础。

此外，夏甄陶还参与写作了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对人学学科的规范性建设作了初步探索。该书对人学的研究对象、人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人学与哲学的关系做了系统细致的阐述，对人学进行了比较恰当的定位：“人学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但仍以哲学思维为主，横跨很多学科的新兴的综合性基础学科。”该书对人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界定，为学界开展人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促进了人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夏甄陶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开辟了一条人学研究新路，推动了人学研究的深化。在夏甄陶看来，不论是研究实践还是研究认识，都离不开人的参与，这样他就把认识论、实践论和人学三者统一起来。从认识论、实践论的视角观察人，是他治学的显著特点。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原则和以“关系”把握实质的研究方法，开辟了一条通过实践和关系引领人学研究的新路，推动我国人学研究进一步展开。

进入21世纪以后，夏甄陶出版了人学新著《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从人学特有的角度确立了“人”的基本定义。如何确立人学视域中“人”的定义，是关系到整个人学研究体系、方法等理论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书中首先从总体上提出了“人何以在地球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和“人是从事活动的存在物”四方面回答了人是怎样的存在物。夏甄陶强调，人是多种规定的统一，对人的本质的考察，最根本的是要通过人的活动即实践的感性活动，综合考察人怎样创造自己的各种存在状态和规定性，以及怎样实现自己的进化发展。这是他从人学视角对“人”的特征的描述，阐明了人所特有的内在超越性和自为主体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对机械唯物主义“只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的否定。这一研究成果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具有奠基意义。

十年后，夏甄陶的另一部人学专著《人：关系 活动 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根据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理论观点，从关系、活动与发展的辩证综合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人，为进一步深化人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框架。他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核心观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是见物不见人，恰恰相反，它正是以现实的人为前提和出发点的。现实的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这些关系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人正是在动态发展的关系和活动中实现自身发展的。因此，要对现实的人作整体性的、具体的考察，就必须从关系、活动、发展诸环节的内在联系上对人进行深入研究。夏甄陶在人学研究中引入“关系域”的维度，对于提高人学研究的哲学境界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开辟人学研究重要领域 构建系统人学思想体系

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夏甄陶在很多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从关系域的独特视角入手，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系统回答了“人从哪里来”“人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等一系列问题，构建起较为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为我们认识人、指导人的实践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

一是夏甄陶对人的起源问题追根溯源，确立了整个人学研究体系的首要前提。人的起源问题是研究人的第一个篇章，是关系到整个人学理论建构的根本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人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不足，就是对人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夏甄陶把考察人的起源问题作为人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不仅弥补了我国人学研究领域在“人从哪里来”这一问题上的欠缺，而且有助于克服人学研究中的某些错误倾向。

对人的起源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目的论解释，即认为人的出现是按照某种特殊意图或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与之相反的是进化论解释，认为人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服从于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夏甄陶首先批判了目的论的荒唐逻辑，同时也指出，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为认识人的起源奠定了科学基础，但仅仅把人的起源理解为自然进化的结果是不够的。因为在哲学层面上探究人的起源，不同于其他各学科获得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实证认识。要真正解决人类起源问题，必须把哲学研究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作新的探索。在夏甄陶看来，人的起源和产生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即自然进化的因素和社会劳动的因素。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协调作用，共同推动了从猿到人的转化。在这两种因素起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和包含着双重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是这双重关系交错地展开的产物”。他进一步指出，“关于人类的起源，我们可以归结为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在劳动这个特殊的基础上起作用”。这一论述完整、全面地揭示了人的起源问题，为科学认识“人”提供了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基础。

二是夏甄陶对人的本质的探索，开辟了人学研究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总是倾向于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客观确定的存在，力图寻求关于人的本质的绝对真理论，结果必然导致绝对主义和独断论。与此不同，夏甄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获得一个完整的封闭性定义，而是主张人的存在和发展无穷开放、不可完成。他在《人是什么》一书中提出：“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总是处在不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创造之中。”夏甄陶对人的本质的开放性、非限定性特征的揭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人的本质有规定、可定义的封闭性思维方法的束缚，为我们进行人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动态思维方式。

在分析人的本质时，夏甄陶立足于“现实的人”，以“现实的人”的存在作为分析起点。他认为，“现实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从事活动的人，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把握人的本质。同时，在考察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时，他坚持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并对“总和”一词的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夏甄陶指出，“总和”并不是指所有社会关系简单机械相加之和，而是指“由一切社会关系的共同作用对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所造成的总体性效应、总体性效果”。也就是说，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人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同时人的社会地位又会对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产生“总体性效应”，从而影响人的本质的生成。这样，夏甄陶就把人的实践、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统一了起来。在他看来，要认识人的本质，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展现的社会关系去探寻。因此他不是把人的本质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看作生成的、不确定的，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由此他得出结论：“人是未完成的存在”，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人是什么》

《夏甄陶文集》

三是夏甄陶对人的存在及存在方式的研究，奠定了人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他看来，现实的人本质上是关系的存在，“关系”构成夏甄陶人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他主张用“关系”思维去理解和把握现实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并指出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静态的并存关系，而是动态的、开放性的。从“关系”思维出发，夏甄陶立足实践、面向发展，深入探讨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的实质，为破解今天的社会发展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夏甄陶坚持马克思关于“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的思想，认为关系和人的存在是同一的。他从系统论角度揭示了人的关系系统，指出它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夏甄陶强调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命题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与动物依靠自身器官被动适应外部自然界不同，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按照人的方式实现的、以人为本的双向适应”，夏甄陶将其表述为“天人合一”。可以看出，夏甄陶讲的“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关系，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为了实现“天人合一”，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两个尺度”，即“人的主体尺度和物或对象的客体尺度”，否则就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危及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由此他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现在人们都在关注和谈论所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如果我们承认有这种危机存在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一种关系危机，而这种关系危机大多是由人类自己的不合理的活动造成的。本来人的关系是‘为我’性的，而人的活动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关系的‘为我’性，但人的活动如果不合理，也会导致和造成人的关系的异己性，以致产生关系危机而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夏甄陶用系统性、关系性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认识和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发展危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是夏甄陶将“价值”范畴引入人学研究，拓展了人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在一般人学研究中，对人的问题的思考主要围绕人性、人的本质、能力、个性、需要等问题展开，夏甄陶则把人的价值、人的实践问题看得更为重要。在他看来，对人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必须关联实践、关联价值和意义，人学价值论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哲学的研究。

“价值”一词本来是经济学领域的术语，夏甄陶率先从哲学意义上对“人的价值”范畴展开研究。在他看来，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但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不同，相比于物的价值的单向性，人的价值则具有多向性。每个人都在这种关系中占有着他人为其提供的价值，同时也对他人的生产和生活构成价值。这样他就把人的价值分为两个层面，即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把二者统一了起来。此外，在对人的价值的理解上，夏甄陶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人的价值属于人的本质方面，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在社会的生产（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交往、交换活动中才能体现出来”。人是什么样的，决定了他有着什么样的价值。既然人的本质在于劳动、实践，人的本质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那么人之所以具有价值，同样要归结于劳动。可以说，劳动是人的价值的源泉，人的价值只能产生和存在于人的劳动中。人的价值的大小，就在于人们在劳动中所创造价值的大小。“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这就是人的价值的本质。夏甄陶对人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人的价值问题的创新性理解，为后来价值论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人学基础。

五是夏甄陶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推动人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在夏甄陶看来，研究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实际上，研究人的起源、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等，都是人的发展这一主题在不同层面上的展开。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夏甄陶认为，人的发展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而是同社会文化、社会文明的进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特性的。他把这种发展称为“人类的文化、本质力量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统一的运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进化，人的发展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进化”，具有累积性、跃迁性，因此人能够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不断超越，获得普遍性发展。当然，人的普遍性发展不是绝对的，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夏甄陶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对人的发展提出要求：“应以理性为基础，培育普遍的仁心，形成积极的德行。”只有把理性、仁心和德行三者统一起来，人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夏甄陶对人的发展规律的探索，不仅使他的人学思想体系更加完整，而且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解除危机的路径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致力于人学的当代阐释 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

在夏甄陶看来，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特别是作为“现世的智慧”，从其发生发展的源泉及其存在的功能和价值来说，都必须关注人与世界的大关系。“人与世界的大关系不仅是哲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总课题，而且也是哲学地思考和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的总的参照系。”从人与世界的大关系出发，夏甄陶就人学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阐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

夏甄陶依据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理论观点，从人学视角阐明了关于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在他看来，要真正理解现实的人的存在，必须改变观察人、研究人的方法，即不能用孤立的、静态的实体化思维方式去理解，只能把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也就是要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方面去研究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是人处理自己同现实世界的大关系的最根本、最现实的方式。因此，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方面研究人，也就是要从人与世界的大关系的历史性和开放性的展开中来观察和理解人。人作为一种非特定化、未完成的存在物，并不满足于已经具有的规定性，并不停留于已经成为的样子，而是在开放性地展开对世界的关系的自觉自为的活动中，努力追求新的规定性，更加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特性和本质。因而人总是处在未完成而又力求使自己完成的过程之中，处在不断再生产、再创造自己的运动之中。人的有目的实践的主体的、能动的、创造的本性的根源就在这里。

1988年1月，夏甄陶（左三）参加欧阳康博士论文答辩。资料图片

夏甄陶从人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更加系统的阐释，提出了许多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观点。他认为，哲学本身就是人与世界的大关系的最高理论表现，哲学的主要功能是从总体上引导人们善于处理和驾驭自己同现实世界的大关系。就其本质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为人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符合人的目的的人的世界。根据这种大关系的为人的意义，它应该在有利于人的持续生存和全面发展的原则下，按照真善美相统一的尺度和谐协调地展开。但在现实的关系的展开过程中，由于主体的需要和本质力量具有个别性、特殊性、历史性，人们在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活动时会产生反主体性效应，从而造成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和谐、不协调，进而引发某种全球性问题，危及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此哲学应该关注人与世界的大关系，在现代，特别需要一种哲学的大活动观，在非实体化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引导下，从总体上、从真善美相统一的尺度上，探索人与世界的大关系和谐协调发展的路径。

人学研究是夏甄陶整个哲学研究的前提，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他在《长相思·风雨声》中抒发的情怀：“天有情，地有情，但愿人间情更浓，协和天地人。”夏甄陶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从关系出发，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和精华。他以独特的哲学视角对当代人学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人学思想体系。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引领、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夏甄陶的人学思想是一座学术高峰，激励着后人勇敢攀登、继续前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学部秘书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编辑：赛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