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

爆发于1911年12月31日的滦州起义，是为策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在北方采取的重大行动，是武昌起义“最得力之应援”。滦州起义动摇了清朝的军心，助长了南方革命势力的士气，加速了清朝的灭亡。1936年《国民政府令》中肯定了滦州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滦州起义爆发时，年轻的李大钊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关于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的关系研究虽存在争议点，但从现有史料来分析，李大钊对辛亥滦州起义是支持的，并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这可以从以下方面得到印证。

白雅雨指引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

关于滦州起义，《滦县志（1986-2003）》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震惊中外的辛亥滦州起义、张学良东北易帜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滦州大地。”在滦州起义中有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就是李大钊的老师——白雅雨。

李大钊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受到当时身为学校史地教员的白雅雨的重要影响。此时白雅雨已是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他除了教授历史、地理外，还对勤奋好学的李大钊特别关心，努力培养他远大的志向，积极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全国产生影响。白雅雨振臂高呼，京、津之地是“清室之根本”，他主张组织发动京、津起义，以彻底动摇“清室之根本”，达到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的目的。他以组织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的名义，聚众演说，宣讲革命道理。每逢有这类活动，白雅雨都有意安排李大钊参加，还常常找他到宿舍促膝谈心晓以救国救民的道理。同时，李大钊也刻苦阅读大量理论书籍，努力探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1911年11月，白雅雨在天津法租界与李大钊、凌钺等人组织建立了天津共和会，首批会员20多人，白雅雨担任会长，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天津共和会成立后的革命目标主要是联络北京附近的革命团体进行武装暴动，最为重要的则是策动滦州的清朝新军起义，进而攻取北京、天津。白雅雨常带着李大钊奔走于天津、滦州一带，有时还派他独往家乡乐亭等地，联络冀东地区的农民武装和革命的地方势力。

1911年12月31日，白雅雨前往滦州参加起义。1912年1月3日，北方革命军军政府成立，白雅雨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起义以进攻京津为目标，直捣清朝“老巢”。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军在向天津进攻途中，遭清军阻击，白雅雨不幸被俘，壮烈牺牲。但白雅雨“要杀就杀，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的革命精神，已倾注到李大钊心田，进一步振奋了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意志。李大钊对恩师白雅雨非常崇敬，多年后仍在《旅行日记》《五峰游记》等文章中深情悼念。

李大钊为辛亥滦州起义呼号奔走

凌钺、张良坤合撰的《辛亥滦州起义记》，全文30节，近2万字，涉及李大钊的地方有三处：即第二节《青年革命之动机》、第三节《北方共和会之组织》、第十八节《共和会之善后会议》中的有关文字。三项记载，一在起义前，一在起义中，一在起义后。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清楚而确凿。作为史证来证史，已经能够证明李大钊曾经是天津共和会骨干，并参加滦州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可是，有的学者却认为《辛亥滦州起义记》中史实不符、记述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处十分明显。把李大钊几次列入，又说不出具体任务，只是因为李大钊是20世纪20年代叱咤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这样写纯粹是为了给撰者自己的历史增添一些光环罢了。这种否认李大钊参与滦州起义的观点，显然是凭主观臆断、缺乏科学性，结论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1911年11月，天津共和会派凌钺等赴滦州鼓动起义，组成了滦州起义敢死队，推凌钺为队长，敢死队在滦州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凌钺、张良坤与李大钊是同学，又共同发起共和会，共同参与策动北方革命，是知情证人。应该说凌钺、张良坤的《辛亥滦州起义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仅仅凭推测就完全否认，显然不妥。而且高一涵、王法勤和张申府也提到过李大钊参加辛亥革命之事。如：最早是1927年5月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说：“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

此后，王法勤回忆说：“守常先生最早就得青年的信仰，滦州一带又是他的家乡所在，当时我们的秘密联系主要都是白雅雨和他负责。”张申府1980年的《忆守常》一文中的“守常同志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中之一人，但他其实早参加过辛亥革命了”。

这些回忆不是出自当事人，就是出自和李大钊长期共事的同志，真实程度毋庸置疑。

李大钊自述中抒发悲愤情怀

关于李大钊的自述，有人认为，“没有一个地方读到他（李大钊）谈到自己参加过”辛亥革命。可问题恰恰是，关于李大钊参与辛亥革命的自述直证，人们不是没有“读到”，而是没有读懂。李大钊诗作《哭蒋卫平》中的“我入平山迟一步”，就暗含着李大钊还没有来得及亲赴前线、滦州起义就失败了的伤感。

专家学者还从集体性内容里找到了李大钊本人的直证，这种分析方法也为研究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开辟了新的途径。

“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 同学奔走革命的，白雅雨、于永滋往滦州，王德斋往徐州。白先生平时很古板的，这时也在做革命的运动。”试想，如果李大钊本人没有参加秘密团体，他又何以知道“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呢？“革命派”集体性的称谓中，显然包括李大钊本人。

“我们同学当时也参加革命运动”，“同学参加政治运动的死了大半，而民国建设还没有成功”，“我们没有开出路子来，觉着非常的惭愧”。前后两个“我们”，足以证明李大钊确系辛亥北方革命的亲身参与者。否则，他又怎么会怎么能代表策动者们来表示“惭愧”呢？

这里实际讲的是“我”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它的惨痛失败，痛切地感到这种“路子”救不了中国，必须探索新的革命“路子”。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发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正如毛泽东所言，研究中国革命应从辛亥革命起，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参与辛亥滦州起义并亲历其惨痛失败，即为这一论述提供了新的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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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李彤华

值班编辑：张 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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