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气候科学研究已然证明，北极是气候变化最为显著的地区，因而往往被描述为全球变化的预警系统。尤为令人关切的是，北极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极地生态系统因此呈现出“正反馈循环”效应：一方面，全球变暖导致北极环境的快速变化；另一方面，北极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变化又加剧了全球气温的上升。
科学研究同样证明，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暖是人为驱动的结果。人类学家发现，气候变化并非单纯的自然现象，生态环境的变化往往伴随着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化过程与地方性逻辑关系的复杂性，迫切需要人类学参与其中。因此，人类学家在过去的至少三十年中，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参与了对气候与人类社会变化的观察与研究。气候变化人类学的概念也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确立。2015年，美国人类学会工作组报告明确提出，在气候变化对全球人类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威胁和影响的情况下，人类学在创建解决方案与减轻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北极环境变化的“正反馈循环”还体现在海冰融化与海冰面积的退缩上。北极冰川、冰盖、海冰扮演着调节全球气温的角色，因为它明亮白色的表面可以反射多余的夏季阳光。然而，北极冰的融化与减少使反射率下降，加速了全球变暖的趋向。同时，北极传统社区的“海冰依赖”生活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海冰减少不仅对依赖冰层生存的海洋哺乳动物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也威胁到以海洋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当地原住民的生存。对海冰知识的掌握与使用也是北极原住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在北极气候变化科学中，海冰研究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对海冰的人类学研究也随之成为北极气候变化人类学的重要分支。
海冰生态研究案例及其共性
自进入21世纪伊始，一批人类学家投入到对北极气候变化与海冰生态的研究中，代表性学者包括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克劳迪奥·阿波塔（Claudio Aporta）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的迈克尔·布拉沃（Michael Bravo）教授、美国史密森学会的伊戈尔·克鲁普尼克（Igor Krupnik）博士以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克尔斯滕·哈斯特鲁普（Kirsten Hastrup）教授。阿波塔教授2002年在《极地记录》期刊发表的《冰上生活：理解不断变化环境的密码》，是最早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探索北极原住民海冰传统知识的重要成果之一，揭示了因纽特人对海冰、洋流、风与月亮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并试图探索有关北极传统知识的整体论研究方法。自1999年至2014年，阿波塔与布拉沃合作主持了一个由加拿大社科人文委员会资助的重大项目，即建立《全因纽特人足迹地图集》交互式数据库。这一项目以人类学视角揭示了因纽特人如何随气候与环境的变化而移动，如何穿越海冰与积雪覆盖的北冰洋沿海路线，横跨阿拉斯加至格陵兰岛之间的广阔陆地与岛屿，以时间的深度和空间的广度为我们提供了因纽特人对海冰知识的理解。
自2006年至2009年，克鲁普尼克与阿波塔合作主持了一个2007—2008国际极地年项目“海冰知识和使用：评估北极环境和社会变化”。该项目召集了包括两位主持人在内的38位研究人员，涵盖人类学家、人文地理学家、海冰专家、海洋生物学家、原住民知识专家以及政府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2007—2008国际极地年报告将该项目主题确定为“调查北极地区的文化、历史以及塑造环北极人类社会可持续性的社会过程，并确定它们对全球文化多样性和公民身份的独特贡献”。因而，该项目由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主导，结合地球物理学、气象学、环境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对原住民社区有关海冰的传统知识与对海冰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其产生的数据包括对海冰和天气的观察、冰上旅行地图、海冰术语与词汇、口述历史等。该项目成果包括《威尔士因纽皮亚克海冰词典》《海冰知识和使用：了解我们的冰》等出版物，在线因纽特人海冰知识和使用网络地图集，以海冰地方性知识为主题的博物馆展览以及多篇研究论文。
2014年，哈斯特鲁普教授获得了一个由丹麦威卢克斯基金会与嘉士伯基金会联合资助的大型研究项目：西北格陵兰图勒地区北方水域周围的生物资源和人类社会（“北方水域”（North Water）特指加拿大北极高地与格陵兰西北部之间的循环性冰间湖，名字得自19世纪的欧洲旅行者）。该项研究旨在从长时段时间角度揭示该地区生物资源与因纽特及前因纽特狩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海冰动态与地区水域生态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因而项目组成员不仅包括人类学家，还包括考古学家与生物学家。项目团队发现，人类与北方水域的其他生命对冰间湖的开阔水域以及冰与冰缘均产生了依赖，而近几十年的气候变化与海冰范围的改变对动物种群与人类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上对海冰的研究项目具有明显的共同点。首先，均使用了以人类学为主导的跨学科范式，并形成了来自不同学科人员的合作。其次，以上项目均基于人文视角，反对将海冰、洋流、天气等自然景象视为简单的物理现象，而是赋予其社会性含义。如克鲁普尼克等人强调，“海冰知识和使用”项目研究的核心并非海冰的物理变化过程，而是“海冰的社会性”。布拉沃在《海冰知识和使用》一书的结语中也极富深意地指出，海冰是沿海因纽特人文化的核心，与因纽特人的社会生命紧密联结，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本体论意义，在北极原住民世界中是作为社会对象而存在的。
海冰人类学的意义
人类学对海冰社会性的确立显然深受当下人类学流行理论趋向的影响。首先是来自本体论转向、多物种民族志思潮的影响。这一理论趋向挑战了传统人类学中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观念，将非人动物、植物与事物视为与人一样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体，为同一社会中的成员，并形成了复杂、互动的关系网络。如同布拉沃所说的那样，“海冰是有生命的”。哈斯特鲁普也强调，北方水域具有多物种社会性，人类与冰缘、洋流、动物和气候等各种能动主体构成了纠缠式的复杂关系。其次是受启于传统生态知识范式的流行。传统生态知识指原住民社会通过直接的长期经验以及多代人对环境的观察习得所获得的知识见解，属于一个动态的知识传承体系。联合国1992年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所形成的《里约宣言》与《21世纪议程》，多处强调原住民传统知识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传统生态知识已成为人类学研究原住民社会与气候变化、地区生态的重要范式，并形成可以与科学知识相互补充的研究体系。以上述及的海冰人类学项目，均将传统生态知识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海冰人类学的兴起为当代人类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首先，其跨学科研究模式的日渐成熟使人类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使其成为一个可以有效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新领域，消除了自然科学仅仅关注物理变化过程的片面性，为我们认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北极生态系统提供了整体性理解。其次，人类学无论在气候变化还是在海冰研究上均注重将理论与应用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方法论与政策应用，无论在对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复原力评估上，还是在寻找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解决方案上愈来愈发挥着关键作用。最后，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深度发掘将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连接在一起，将田野方法同时运用到原住民社区与科学家群体中，形成了知识共同生产模式，并赋予传统民族志研究以新的意义。
作者系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亮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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