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之前，王羲之的名气并不很大，甚至排在张芝等许多人之下，是大唐皇帝李世民偏爱他其书法，在民间大肆搜罗其书法真迹，并有巧取《兰亭集序》故事流传在民间，加之唐朝之后历朝历代一些喜欢娟秀、飘逸的书法家们推波助澜，王羲之的名气才逐渐大振……

        盛唐时期，崇尚雄浑博大、气势恢宏的正大气象书风。颜真卿的书法，正好与盛唐气象相契。相比之下，王书的纤巧、娟秀，皆逊之，故时人崇颜贬王，至于说王书“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且“不足贵”，更说它是“俗书”。大家都知道王羲之书法，在初唐时的地位是最高，正是因为一代帝王李世民的极力推崇，王羲之才能够有如此大的名气。孰不知，王书在中唐后期，他的书法地位却一落千丈。《书议》称王羲之书“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研美，乃乏神气”。韩愈在《石鼓歌》中特别点出“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其后的所有时代还没有这样肆无忌惮地贬低王书的。

        书法发展到宋代，复古、尚意是其主流。尤其是米芾，他对王书推崇备至，他在50岁之前，极力搜集王義之真迹，并视为至宝，极力模仿王羲之父子的真迹，50岁之后突然醒悟，大骂王羲之父子近10年之久，才开始从根本上丢弃二王遗韵，打造自己的艺术风格。晚年写了《米临七帖》，即用行书临王羲之楷书七个字帖，完全是自己风神骨貌的重塑。正是此帖，使米芾才有资格进入了宋四家第三位。

        纵观古代书法史，唐代之后的所有书法大家，几乎没有几位学二王走向书法大师的，米芾算是特例，其实米芾在苏东坡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也是他能进入宋四家的一个原因。当时学颜真卿、李邕、张芝等一脉的书法家，成为书法大师的比比皆是，如：杨凝式、苏东坡、黄庭坚、蔡襄、何绍基、徐文长、祝枝山、吴昌硕（行书来自苏东坡）、谢无量、林散之、陆维钊、王蘧常、于右任、舒同等等。所以，王羲之的名气来自于一个帝王对他的极力推崇和其后历朝历代的跟风传播、学习，培养了无数的王羲之粉丝，最后，打造成了“书圣”。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楷、行、草书体恰巧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最后的演变，并慢慢定型下来。尤其是王羲之的行书，是行书的最初雏形，还处在原始、原生状态。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唐摹王羲之传本墨迹”，其实并不都是王羲之一个人的书法作品，而是他那个时代许多优秀书法家集体的作品，这其中就包括王羲之的书友们的作品，是那个时代诸多书法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大唐李世民之后的人们把它全部都归功于王羲之身上，这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放卫星、大跃进。严格地说，这些作品中的唐摹王羲之传本墨迹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宋代书法家的临摹的作品，从用笔、用墨上看，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米芾和他的书友们的临摹杰作。

      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学人，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明辨是非的慧眼，否则，只有走弯路份等着你。

        2020年5月3日，2024年10月13日晚修订增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