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长征，如果要问第一个向世界报告宣传红军长征的人是谁？我想，一般的读者绝对不会想到竟然是陈云。

说起陈云，稍微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共的“红掌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毛、周、刘、朱、邓、陈”六大领袖之一，开国元勋，名副其实。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陈梅堂）、四岁丧母（廖顺妹），由裁缝出身的舅父（廖文光）抚养长大。

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陈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在五年的学徒生涯中，热爱读书的陈云几乎读遍了书店里的图书。出师后，他转至商务印书馆虹口书店当了店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20岁的陈云在罢工风潮中感悟到了革命的力量，并于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大罢工。

随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劳工组织者身份从事党务活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以及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1930年和1931年，陈云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31年5月，顾顺章叛变后，他出任中央特科书记。9月，他成为以博古（秦邦宪）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1932年起，他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1月，陈云随博古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

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长征前曾负责管理军需生产。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不得不决定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开始了“举国大迁移”长征。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委派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这也是当时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团任职。周恩来和朱德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亲自约见陈云，当面交代了任务。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

周恩来表明中央的意图：长征中红一、红三军团做开路先锋，红八、红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苦的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为什么这样部署，因为红五军团原为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装备好，善打硬仗，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

然而，谁都知道，“殿后”其实就是“断后”啊！

周恩来郑重向陈云交代：“完成殿后任务时，会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这实际上是赋予了陈云最后之决定权。

参加革命以来，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陈云，从未在部队担任过职务，既不熟悉红军部队情况，又无实际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面对困难，陈云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实际上就担当了红五军团的“一把手”，可谓是长征的“断后”总司令、总指挥。

但是，红五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比较薄弱，干部中依然存在旧军队的命令主义和长官意志等军阀作风，基层士兵的情绪也不稳定。特别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部队情绪低落，一些战士“开小差”，有的干部对中央意图也不理解，出现抵触情绪。

沧海横流显本色，危机时刻见英雄。陈云二话没说，立即前往报到，履行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职责。

1934年10月18日，陈云和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又名曾日山）一起，率军团所辖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共六个团12000余人，从江西的曲利出发，开始长征。

作为红军战略转移的总后卫，红五军团在长途行军中，既要击退国民党追兵，还要设法解决部队的补给。由于红军是以甬道式开进的，殿后部队每天都要与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战斗，其残酷激烈程度比前卫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临时中央决策失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军——大量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医疗器械等，使得全军八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越一个山坳。

诚如陈云后来在报告中所说：“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在艰苦的殿后阻击战中，作为后卫部队的中央代表，陈云想方设法保障部队不落后、人员不落伍，经常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有一次竟然六天六夜不睡觉。一天，陈云路过红十三师第三十七团驻地，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给他弄来了鸡汤煮挂面，使他在极度困乏中吃上了一顿像样的午餐。

这件小事，陈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他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恰好遇上来组织部办事的谢良，硬是要把他留下来，请他吃了一顿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马肠。

1934年11月下旬，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作为殿后部队，战况惨烈，血流成河。12月11日，陈云会同李卓然向博古、周恩来、朱德做了汇报。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兵贵州。

其间，博古在洪州司约见了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根据陈云和李卓然反映的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报告，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另行分配工作。

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兵贵神速，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立即协助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他们仅仅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整编工作。

12月21日，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圆满完成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使命。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利用部队短期休整的机会，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

作为中央政治局六位委员之一，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并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陈云在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陈云是20名与会者中唯一在回忆录或自传中，公开披露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人。

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12月31日，萧克将军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曾为陈云题词，曰：“遵义会议明大义，红军长征得指南。”陈云之所以能“明大义”，正是因为在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惨痛的失利使他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急切地盼望着红军能够尽快扭转这种局面走出困境，回到一条正确的路线上来，从而支持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决策层。

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在中央党内的分工，曾短暂地兼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并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他亲自去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动员干部们坚决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共中央采纳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之后的最大支持。随后，陈云随中央红军一起，移师北上，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渡过金沙江是红军转危为安的关键一步。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红军到达金沙江渡口时，上游的龙街渡和下游的洪门渡的船只几乎都被敌人烧毁了，只剩下两只小船。刘伯承率部抢占皎平渡时，也只缴获了两只大船和五只小木船。

形势万分危急，中央遂决定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江。但仅仅靠这七条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江去，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显然，如何指挥部队渡江，就需要指挥员具备高度的指挥艺术了。让谁来担任渡江总指挥呢？毛泽东想到了陈云。

无论是担任殿后部队的党代表，还是在遵义会议前后或者在会议上的主张，陈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作风，有条不紊、精明干练、灵活机动的指挥才能，都令毛泽东赞赏有加。经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任命陈云为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在陈云的指挥下，从5月1日起开始渡江，组织严密，秩序井然。陈云后来这么写道：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即皎平渡——引者注)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船(实际应为七只——引者注)，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

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

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之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得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河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

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司令部，不稍违背。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

红军全部渡江之后，陈云果断下令毁掉一切船只，切断敌人追击的道路。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陈云是一个有心人，他考虑到毁船之后摆渡工人生活的困难，便下令给每个船工发现大洋30元，发给他们几斤鸦片作为报酬。有的船工看到共产党的红军官兵团结、上下平等，也主动参加了红军。

在陈云指挥下，红军从5月1日起到9日，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在这九天九夜中，陈云几乎没有合眼，直到全部红军官兵都过了江，他才和刘伯承一起最后渡江。

众所周知，陈云参加长征，但没有走完全程。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只走了一万二千里，但他在长征中所做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毛泽东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到对长征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时，就提到了陈云。

陈云为什么要半途离开长征呢？陈云离开长征去了哪里呢？陈云离开长征去干什么呢？

节选自《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

一书。

明日与您分说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丁晓平/著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是一部完整记录长征叙述史的文献性报告文学著作。红军长征，是人类的伟大史诗。有关长征的记录和著述，从长征的征途中就已经开始。《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正是试图从长征叙述史和长征出版物版本学的独特视角解读长征的历史。

作者历时十年，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收藏之大成，系统挖掘和研究国内外早期记述长征的各种早期书报刊史料，首次独家、完整、准确地披露其背后的历史往事。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了许多珍稀罕见的长征史料，填补了长征研究的空白，极具学术、阅读和历史价值。

【作者简介】

丁晓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现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纪委书记、编审，陆军大校军衔。

首倡并致力探索“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著有《红船启航》《人民的胜利》《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毛泽东家风》《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 《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1945：大国博弈》 《文心史胆》等30余部，多部著作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好书，荣获中国文艺评论“啄木鸟杯”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策划编辑的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奖、解放军图书奖、解放军文艺奖一等奖、全军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特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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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