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下午，在杭州余杭区的新港村，“乡村CEO”常英娇带着往届亚运会龙舟项目冠军李佳黛来了一场“Countrywalk”，实地体验了当地新建的足球场、网球场、波浪赛道以及数字化的运动馆。目的是希望借助冠军的资源和专业经验，为这片已经初具雏形的体育特色村引入合适的水上运动项目，从而吸引更大的人流。

这里适合打造什么样的水上运动项目？什么样的项目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流？具体的投资回报怎么算？长期的运营又该怎么推动？这些装在常英娇心里的疑问，她想抓住机会从李佳黛那儿获得一些答案。

在上海一家大型企业工作了七年后，常英娇在今年2月正式来到浙江的农村成为了一名“乡村CEO”。这个身份不是村干部，而是农村职业经理人，底薪18万元。在过去的8个多月里，她的工作是为村里对接市场，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事务运营，“董事长”是当地的村支书，为其支付底薪的则是杭州余杭区政府。

这样的模式，余杭区从2019年开始规划、落地，至今已探索实践了3年多，也让浙江成为了从地方层面整体推动“乡村CEO”的先行者和示范者。这一顶着CEO光环的岗位，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拥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走进乡村就业，那些聘请了CEO的农村，也逐渐呈现出了“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效益。

是个人选择也是时机到了

10月上旬，在杭州永安村完成了一周驻村实训的温州姑娘高兵夏，算是准“乡村CEO”——她是今年9月正式启动的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的首批100名学员之一。

也就在这几天，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正式发布招聘公告，向全国公开招聘首批20名农村职业经理人，也即“乡村CEO”。高兵夏告诉第一财经，她会第一时间竞聘。作为首批培养计划的学员，她也觉得自己势在必得——一方面，这100名学员本就是从近千的报名者中遴选而出，另一方面，他们也将接受相对系统的学习，获得圈内的人脉资源。

从研学机构的创始人转型成为一名乡村CEO，高兵夏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冲动。受疫情冲击，她在去年8月关停了自己创办的研究机构，原本的活动策划业务在疫情期间缩水严重，这促使她开始寻找新的机会。由于此前的研学项目和乡村有着不少关联，而她本身也来自温州农村，因此把此前的创业经验和资源带进农村，既能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实现个人职业转型，也能圆了她的归乡梦。

“85后”规划设计师李军考，也是首批100名学员之一。和高兵夏类似，他也曾经营着在顶峰时营收近千万的公司，受疫情影响，其主业同样处于恢复和休整阶段，也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和领域。既是个人的职业规划，他也希望通过进一步下沉到农村，建设乡村的同时也为当下的业务找到更大的机遇。

来自湖州的金淑斌，是当地水产协会的秘书长，本身也是渔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同样作为首批学员之一，他告诉第一财经，自己的水产育苗基地就在农村，平时打交道最多的也是农民。目前浙江乡村CEO已经有杭州和温州两个试点了，湖州很可能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对外发出招聘。而他因此参加培训并在接下来参与乡村CEO的竞聘。他希望自己成为机会来时做好准备的人，能成为所在村的CEO。

用李军考的话来说，走进农村成为一名乡村CEO，既是个人转型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一方面，这些有着工作乃至创业经验的年轻人，看到了“乡村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过往的工作经验，意味着他们拥有着对市场的敏感和经营能力，能为乡村经济挑起职业经理人的担子。

作为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的承办方之一，浙江农学会理事长徐建华告诉第一财经，遴选出的首批100名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有工作经验的，年龄在45岁以下。这些在市场中锻炼的运营能力和经验，再加上年轻人的思维、干劲和情怀，是成为乡村CEO的重要条件。

这是一场个人与乡村的双向奔赴。对于浙江的多数乡村而言，在推动了近20年的“千万工程”中已经完成了基建等硬件改造，实现了美丽乡村，接下来如何运营、引流是关键，也急需擅长市场运营的专业人才。

“千万工程再深化，文章怎么做？”余杭区副区长吴伟强对第一财经表示，要实现两个转化，即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美丽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而要想把美丽乡村转化成美丽经济，就要坚持一村一品一特色地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注重挖掘每个村的产业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导向，形成不同的标签，是正在努力探索的一个方向。

比如，永安村只能发展一产，那么就以稻作文明为特色延伸；新港村打造了很多标准化的运动场，那么就着重运营“运动＋”的综合文旅项目；径山村就在径山寺脚下，因此可以发展以此为特色的项目；青山村原来具有设计的基础，那么就打造成中国艺术设计村落和艺术产业集聚的地方，“这些事要由人来做。特色产业的发展，关键是要人”。

作为常英娇的“董事长”，新港村党委书记何建国告诉第一财经，引入乡村CEO是正当时，“前两年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如今场馆基本都建好了，就等着人来了”。

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蒋文龙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前乡村振兴、乡村运营是最大的风口，“我们刚开始培养100个学员，就已经有温州、宁波等很多地方提出希望我们输送人才了”。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在乡村CEO体系建设上，余杭区成为较早形成制度化的先行者是有基础的，也受益于当地发达的数字经济和市场化思维。

作为数字经济占大头的区县，余杭区坐拥阿里巴巴、之江实验室、贝达药业等重大创新载体，是“浙江经济第一区”。这让2022年余杭区的三产占比高达85.6%，而一产的比重常年在1%上下波动。

吴伟强告诉第一财经，这正说明了余杭区的产业结构进入了良性的循环，即使是1%左右的比例，当地的农业体量也一点都不小，这样形成了良性互补的产业结构为他们在三农工作的投入提供了底气。作为浙江省的产粮大区，余杭区的粮食产量位居杭州市第一。在农村建设方面，“未来乡村、和美乡村，已经从点到线形成了，下一个三年则要实现和美乡村全域化”。

在他看来，目前乡村治理和服务型人才并不缺，“搞党建的村书记威望高、能力强，人才是有的。但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才不够。这是我们想破解难题的主要缘由”。为此，在千万工程深化的趋势背景下，余杭区率先从地方层面启动了乡村CEO的对外招聘，也形成了由区财政兜底18万年薪并结合了绩效考核的模式。

具体来说，18万元中由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出资15万元，按年度拨到村庄，乡镇出资3万元，含五险一金、福利费、工会费等，另有绩效考核根据乡村经营的实际效益，由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自行制定。

杭州余杭区的永安村在3年前引进的乡村CEO刘松，是在这种创新模式中，个人与乡村相互成就的代表，也是学员们口中的“师父”。在大型农业企业工作了近十年后，这位外乡人来到了这个当年集体收入微薄的稻田村，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探索。

由于地处非常滞洪区和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区，永安村能做的文章并不多。而刘松一方面“深耕”稻田，通过与相关电商平台合作，利用数字赋能产供销，实现了稻田生产、农产品溯源、数字稻田营销等各类数字可视化，同时物联网设备将田间气象、土壤等信息接入阿里云，结合农产品的销售进行数据分析，反向指导精准营销和种植生产。另外，核心区块1000亩土地则发展成10亩1单元的企业认养稻田，按照8万元/年的价格对外提前一年进行认养，让稻谷还没种下去就已经销售，确保了种植收益和减少市场风险。出自永安村的一粒粒稻米，还被包装成“永安大米”等品牌，并尝试用稻米制作月饼等创新形式进行销售，带动了销量和品牌的显著增长。

另一方面，以稻作文化为特色，依托整个“永安稻香小镇”的品牌，刘松做出了“禹上稻乡”农文旅融合项目，吸引了大量来旅游、参观、研学的人。就在10月12日，来到永安村的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招商考察团相关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他们当地几年前就有专门经营农田的农村CEO，此次想要来浙江取经，从更大的范围推动乡村CEO的落地。

走在永安村，伫立着用稻草扎成的巨型猩猩、大象的田间风景，以及在稻田间建成的儿童游乐设施，“浑水摸鱼”、“珍珠开蚌”等项目也吸引着孩子和年轻人。

这些热闹的表象下，对应着永安村在引进职业经理人及团队进行专业化运营后的实际成效：该村的核心区块水稻产值由2000元/亩，提升至6000元/亩；营业收入由2019年的120万元提高到2021年的2250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提高到2021年的31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从2019年的42322元提高到2021年的56920元。

和永安村相比，新港村的市场化运营才刚刚起步。今年以来，新港村已经承接了40场足球赛，各类包场活动达90多次。在每个假期，这里的波浪道也吸引了不少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或平衡车释放“电量”。然而，新港村党委副书记李爱平告诉第一财经，寒暑假和周末，村里并不愁人流，但周一到周五的客流是让人发愁的。这也是引入乡村CEO想要解决的难题。

“乡村CEO”的创新之举，既有对经营理念的提倡和强化，引发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和参与，也是试图通过更专业的人才，资源和市场化思维，组建专业化的运营团队，来盘活、撬动更大的资源。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收入有限，也需要通过村集体产业的发展，来吸引人们返乡就业和创业，进而带动更多村民的收入提高。

单靠任何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拉动乡村振兴的车轮。“我们也在考虑怎么深化，比如思考能不能把引入职业经理人变成职业经理人团队？”吴伟强表示，乡村运营是很难的，政府要先兜底，提供基本的保证来破局，同时通过整体规划，先遴选出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村，再为这些村遴选与他们相匹配的职业经理人。在运营中，则确保市场化运营，“乡村CEO是政府引导，但只负责引进人才，之后的整个过程政府不参与，不会帮他们做经营，所有行为都由他们来做市场决策”。同时，遴选出的CEO及其团队也存在被优胜劣汰的可能，“这并不是铁饭碗，有的CEO自身水平很高，但不了解这里，专长和村的资源禀赋不匹配也一样会被淘汰”。

经过两三年的磨合与探索，刘松的团队如今已经扩增至四五十人，覆盖销售、运营、产品供应链、项目申报、项目管理、项目验收和活动策划等。

乡村CEO只是一个起点。聚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社会资源，共同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和能量，才是更远的一条路。

已化身为“教头”的刘松，是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的教师之一。他对第一财经表示，整个培训的目的就是通过培养乡村经营人才的体系化能力和多方面技能，为他们提供助力，从而推动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培养对象中，40%是直接为村集体经济的人服务的，比如当下的乡村CEO、村书记等，60%是间接为村集体经济的人，比如经营业务和乡村经济有关的创业者，还有一小部分是有意愿参与集体经济和乡村运营的年轻人。培训总共历时9个月，但带教和帮扶的整个过程会长达3年。为了更好地分析效果，一年后，不同类型的人谁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培训对象在培训前后有没有推动所在地集体经济的增长，以及有没有引进更多年轻人回乡等等都将成为指标，推动这一培养计划的调整和完善。

来自中国台湾桃源县新屋乡永安村的吕绍麒，是今年初被对岸的永安村吸引成为“新村民”的农业专家。作为永安村集体经济企业浙江千村运营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吕绍麒如今也是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的班主任。他告诉第一财经，过去从事农村工作的25年里，他们在乡村建设的探索中踩过了大量的坑，因此在系统的培训中主要与学员分享如何避坑的经验，以及发展可持续产业的他山之石。

目前在余杭区，多元合作、抱团共富已被“点燃”， 共有乡村运营公司40家左右。2022年，全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9.44亿元，村均达660万元，全面消除村经营性收入10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

吴伟强提出，客流引过去，民宿、农产品销路等等都会被打开。而乡村经济和农业经济是不同的概念，不能以农民收入为单一的统计口径，吸引更多人返乡就业、创业等多维数据，也应成为更全面衡量乡村振兴、美丽经济的指标。

这些创新模式和开放思维，也在探索和实践中加速复制、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更大的区域。“这两天从广东省前来取经考察的人经常与我们沟通到凌晨。”蒋文龙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