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以10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中左翼执政联盟竞选对手，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预计阿根廷将由此开启一场高度自由放任的经济实验；也正由于米莱经济政策主张在一般观念里的“极端”，无论其成败得失，都将为人类社会经济管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抛开米莱关于对外关系的言论不谈，单就其国内经济政策主张而言，被众多舆论称为“奇葩”的米莱很多经济政策主张实在不能算是前所未有，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关键在于在阿根廷现实条件下的可行性如何，像美元化、大幅减税和压缩福利支出等，都是如此。

而且，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我们看待一些经济问题的视角需要与时俱进，而且这种与时俱进往往是回归历史常态。

社会福利“画饼”需要回归脚踏实地

首先看米莱的大幅减税和压缩福利支出主张。

无疑，在近代工业化社会中，自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率先开启近代社会福利制度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福利体系大发展以来，近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到许多后发发展中国家旧有的社会矛盾，使得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众多国家社会得以保持大局稳定，而不至于爆发颠覆性的社会革命。

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显著扩大了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在相当长时期内，较为有效地化解了生产无限扩张而人民群众消费能力不足的矛盾。同时，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开支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和低收入者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自动缩减，抑制了政府开支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势头。经济萧条之际，失业和低收入者增多，社会福利开支自动扩张，从而维持社会一定的消费水平，避免失业率过度上升而加剧经济波动烈度。从二战结束直至次贷危机爆发，再到近年的新冠疫情冲击，数十年间西方国家经济周期运行的总体特点是危机萧条烈度减轻而景气时期延长，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功不可没。

尽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例外。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高强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埋下了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在经历了饥馑、颠覆性大危机和战乱艰难岁月而刚开始大规模社会福利制度的那一代人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那么，到“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且难以收拾了。

不仅如此，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只能、也必然建立在高税收之上，即使对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劳动者而言，高所得税这一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也沉重打击了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在实践中制造和不断加重了背离“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合理个人、区域转移支付，从西方国家到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西欧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的动力大大衰减，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所有这些，都在激励个人、机构、地区不是把精力集中于自我奋斗，提高能力和效率，创造和获得更多财富，而是巧立名目从财政支出、转移支付中分肥索取更大份额。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且日益加剧，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步其后尘。

尤为突出的是，对于前沿新兴产业发展而言，这种打击加班动力的影响常常会是致命的。因为前沿新兴产业的突出特点是技术更新迭代迅速，固定资产相应加速折旧，进而导致在市场竞争中胜者全得；因此，这类产业的一家企业如果不能形成相应的加班文化，其被市场竞争淘汰的概率比成熟产业高得多，也迅速得多。而且，也正由于是前沿新兴产业，企业难以指望通过贸易壁垒阻隔来自国外的竞争，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不用加班的“舒适区”。在IT产业发展中，欧洲与中美相比为何掉队，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福利制度的初衷是增加低收入阶层所得，但正由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上述内在缺陷走向极端化，让我们看到了主张大幅度减税和压缩社会福利支出的米莱在低收入劳动者阶层中赢得了广泛支持。这一阶层的许多人或许不懂高深的经济理论，但他们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一政策能够让他们多劳多得，而不是收入大量被形形色色税收扣减；能够让他们发挥卖力气干活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受困于巧言令色和关系人脉劣势而在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分配中落在下风。

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的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从长久看，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过多过滥，将赋予国民一个新的，却是破坏性的，从长期看更是毁灭性的选择——降低生活标准，依靠政府福利救济在国内勉强度日。随着选择这条苟延残喘道路的“阿混”人数日多，这个国家国民进取精神遭到了深刻的毁坏；因为仅仅是所谓“上流社会”堕落腐朽并不足以根本毁灭一个社会，只要有相对顺畅的向上流动机制，保有蓬勃进取精神的基层民间自会不断向社会领导层提供新生力量；但倘若基层民间普遍堕落不求进取，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在中国，这方面问题也必须正视，及时调整，以免积重难返。根据我的计算，在整个相关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和GDP比重正日益逼近转折点。正因为如此，其他国家财税、社会福利制度的经验教训和探索，都值得我们关注。

冷静看待米莱的美元化主张

全面美元化是米莱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政策主张之一。在他嘴里，1935年设立中央银行是阿根廷经济问题的“祸根”，他臭骂阿根廷本国货币比索为“肥料都不如的垃圾”，倡导“烧毁”阿根廷央行，废除阿根廷比索，直接将美元作为阿根廷法币流通使用。

毫无疑问，按我们通常的观念，这种拱手交出本国货币主权的主张不可思议。建立稳定可靠的本币，保持本国货币主权无疑是最优状态，但在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长河中，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可靠货币的国家只是少数，进入纸币时代后尤其如此。大浪淘沙，无情的客观经济规律已经并将继续淘汰许多国家的货币，这些货币遭到了它们本国人民的唾弃；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部分乃至全部货币主权，废弃本币，使用外币，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就成为可行的“次优选择”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选择美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和人民币国际化进展，“人民币化”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次优选择”。

中国香港实行的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本质上就是一种部分出让货币主权的货币局制度，自1983年作为消除港元汇率波动风险、稳定香港宏观经济的工具而引进实施以来，40年里切实发挥了这一作用，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我国还是利大于弊。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中，还是在近年因美联储“暴力加息”而引发的国际金融波动中，我们都是竭力维护港元联系汇率制，而不是视之为“殖民时代遗迹”而急于废除。阿根廷本国在1991年也曾实施本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对该国走出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稳定宏观经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现在如果实施全面美元化，不过是将其上世纪90年代的货币局制度更进一步，关键在于该国的美元供给量等因素能否满足全面美元化的需求。

从更长历史背景上考察，很多国家千百年来一直使用更可靠的外币，中国古代铜钱千百年来就享有高度的信誉而一直被边疆民族政权、周边国家，乃至一些远洋地区用作法定货币，即使一些对中原王朝拥有军事优势的边疆民族政权也不例外。宋朝被国人视为军事软弱政权，但从契丹、西夏、大理、吐蕃等边疆民族政权，到占据统治了中原华北的金，无一例外大量、全面使用宋钱，千方百计搜罗宋钱投入自己境内流通使用，导致铜钱外流成为困扰两宋的重大经济问题。除此之外，日本、交趾（越南）、南洋也大量输入和使用宋钱，远至印度、非洲（早在19世纪，非洲桑给巴尔、索马里等地就出土过宋钱），都出现了宋钱踪影，宋钱成为当时整个东亚世界通行的货币。

为保证自己境内优质可靠货币供给，从契丹、西夏、金、大理，到交趾等外国，都曾规定在对外贸易中宋钱/中国铜钱只许收入，不许用于对外支付。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全面的“货币替代”现象，即该国政府自铸的货币根本无法赢得本国人民信任而彻底失败，不得不干脆停止自行铸钱而完全依靠输入中国钱，日本就是这样的典型。该国自铸的皇朝十二钱不大成功，五代时后周显德五年（西元958年）发行的乾元大宝失败，此后就不再自行鼓铸铜钱，专靠输入中国钱，直至晚明万历十五年（西元1587年）丰臣秀吉才重新开始铸钱（天正通宝），停铸本国铜钱时间长达629年。

中国古代铜钱，特别是宋钱在东亚其他国家通行时间之长久，也超出一般今人的想象。在日本，直到明朝嘉靖年间，主持东南御倭战争的胡宗宪（1512~1565年）主编的《筹海图编》一书在“古文钱”条下记载仍是：“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在对中国铜钱的渴求之下，明朝时来华日本商人连私铸钱也照单全收。在朝鲜，直到1914年（日本大正三年），7月的日本《考古学杂志》第四卷第一一号上载文论述当时朝鲜货币流通情况，仍然说当时朝鲜流通中国多个朝代的钱币，另有安南钱、日本钱和朝鲜钱，而以北宋钱最多；印尼一些地区直到二战期间还在使用中国古代的方孔钱。

时至今日，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在切切实实迈进，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即完全的货币主权是不少国家负担不起的奢侈品，美元化、人民币化、欧元化对它们至少是一段时期内的解脱。

米莱虽然当选阿根廷总统，但他的党派在阿根廷众参两院中均处于极少数。众议院257席，米莱的自由前进党仅占38席；参议院72席，自由前进党只占8席；即使不考虑他的很多政策主张的合理性及在纯经济意义上的可行性，这一格局也决定了他若要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必然遭遇严重掣肘。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的一些涉华外交言论堪称荒唐，我们也没有必要急于作出过于激烈的反应，不妨拿出更多耐心，观察他的这场大型经济政策实验结果，以求为我所用。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