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2.4万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这笔钱该从哪儿来？

10月29日至31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第二届大会在长沙举办。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总干事里斯柏曼（Frank Rijsberman）在论坛上表示，在即将举行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人们将围绕这一领域谈论解决方案，但COP28上的政治承诺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融资这个问题上，通常来说，他们指望的是绿色气候基金（GCF）。”里斯柏曼说，这是COP16上设立的机构，之前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万亿，而不是千亿。”

里斯柏曼认为，更多私营部门的参与与合作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何说服企业参与气候行动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2022年，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首次与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持平，这标志着世界经济呈现出朝气候友好型资金流转变的趋势。

德勤中国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研究院院长谢安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以二十年前的情况为例，当时氢能源不太受欢迎，因为成本高且发展缓慢，但在当下，很少有人对氢能的投资前景表示怀疑。”

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预计，公共投资的增长将是有限的，因此私营部门需要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巨大气候投资需求做出重大贡献。该机构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显示，私营部门需要提供约80%的所需投资，如果不考虑中国，这一比例将上升至90%。

谢安认为，参与气候行动本身对于提高企业效率和降低成本就是有益的，这不单纯是一种公益行为。在物流运输领域，优化运输路线可以实现能源节约和成本削减。在医药行业，减少中间环节可以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更快地完成目标。

“前些日子，一家跨国医药大企业的中国代理告诉我，公司当下最重要的关键业绩指标（KPI）就是该公司的气候行动。我觉得，如果更多企业把其商业目标跟气候行动结合起来，业务也会更加可持续。”谢安说。

不过，IMF分析显示，尽管越来越多的投资基金将可持续发展列为优先事项，但并没有多少钱真的被用于满足气候需求。只有一小部分此类基金明确以创造积极的气候影响为目标。

例如，由比尔·盖茨等科技界亿万富翁创立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gy）发起了多项新兴市场气候投资。淡马锡支持的私募股权公司LeapFrog Investments今年计划向亚洲和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司投资5亿美元，旨在惠及多达5000万低收入人群。

政策动员

里斯柏曼表示，有些政府持有一种观点，即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消耗性支出，而没有与创造就业岗位等经济机会联系起来。“相反，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特别是电动汽车和公共交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都代表了经济机会。许多其他经济体也都希望与中国合作。”他称。

谢安对记者称，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带动了技术提升，例如电机和储能技术等在大趋势下迅速跃升，这表明企业行动与更多大的目标可以结合在一起产生积极作用，这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包括社会和人的协同发展。

里斯柏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项目实际上具有商业吸引力，但需要正确的政策支持。他建议，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增加私营部门投资的吸引力，比如制定更明确的私营部门风险披露计划，让市场更有意识地投资于绿色供应链。

COP28主席贾比尔（Sultan Al Jaber）近日也撰文表示，各国政府除了需要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激励措施和手段来释放私营部门的潜力外，还可以建立和塑造更健全的自愿碳市场。“这些市场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工具，将私人资本从发达经济体引向发展中经济体，并推动对新技术的投资。”贾比尔写道，“政府可以通过实施高诚信标准、健全的法规、明确的定义和惩罚措施，帮助提高人们对这些市场的信任。”

IMF报告补充说，中低收入国家往往不会因为良好的环境和气候政策而获得回报。信用评级机构对这些经济体的评估未能充分反映这些国家为低碳转型所做的准备，也未能充分反映这些国家因大量使用碳氢化合物而面临的搁浅资产风险。IMF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额外的金融部门政策，以加强宏观经济基本面、深化资本市场和改善治理，这将有助于改善信用评级，降低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