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导演陈铭章一早醒来，就看到一个令他悲伤的消息。据电影媒体IndieWire报道，76岁的导演侯孝贤因患上失智症，已确定退出电影制作行业。侯孝贤在台北的办公室已经关闭，已经开始勘景的新片《舒兰河上》也已停止拍摄。
这也意味着，2015年上映并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的《刺客聂隐娘》将是侯孝贤执导的最后一部作品。
“2007年，杨德昌导演走了，如今侯孝贤导演也退了。这两位戛纳最佳导演奖得主，是我心目中台湾电影最重要的两大支柱。”陈铭章回忆，他大学一年级到台北学影像，就是两位导演一路引领着自己，“虽然我拍的一直是商业作品，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作品滋养着我，我的作品人物生活是立不住的。”
侯孝贤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两年前的冬天。2021年12月，他到活动现场为保护7600年历史的藻礁而发声。那是一位台湾退休教师发起的活动，希望能让天然气接收站撤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保护全球最独特的浅海藻礁地景和生态系统之一。那时出现在镜头里的侯孝贤，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
10月23日，电影学者汤尼·雷恩在伦敦花园影院放映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时，首次透露导演退休的消息。随后，IndieWire向花园影院的策展人确认了这一消息。
消息一出，电影圈顿时被悲伤气氛笼罩。电影研究学者戴锦华将侯孝贤誉为“亚洲电影第一人”。他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大满贯获得者，三度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和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大奖。1989年，《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IndieWire将其选入80年代百部最佳影片榜单。《海上花》则入选IndieWire90年代最佳影片榜单。他的《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童年往事》《戏梦人生》和《刺客聂隐娘》等，无一不是影坛经典。
他曾想下一部作品回到现代
侯孝贤耗时八年拍摄出一部《刺客聂隐娘》，花了44万尺胶片，最终在院线上映的票房并不理想，但却成就了侯孝贤作品生涯的另一个高峰——拍出了藩镇割据的中唐历史纹理，以及自然的生命质感。
在《刺客聂隐娘》之后，侯孝贤与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朱天文又再度携手，从古代回到现代。去年6月，这部名为《舒兰河上》的电影项目正式启动，故事改编自谢海盟小说《宅男恋河神》，主演确定为舒淇、易烊千玺和张震，故事讲述一个研究水圳的宅男，在了解台北水圳的过程中，与年轻女河神相遇相知。
导演曾在《舒兰河上》的座谈会中透露他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台北过去因稻田灌溉需要，有很多河道，这些河道后来变成了道路，台北的很多路名都是过去河道的名字。河道仍在，只是成了下水道，依然在流动。他想，若是河道里有神，会感受到一种悲哀。至于这个女河神，侯孝贤想到的仍是他心中的第一女主角舒淇。
该片原计划去年9月开机，想要赶在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前制作完成，目标剑指金棕榈大奖。但那之后，关于新片的消息暂停，影迷等来的，却是侯孝贤退出电影导演生涯的遗憾消息。
独立影评人二火山早在三年前就听闻侯孝贤身体有恙的消息，知道他随着年岁增长，记忆力变差，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养。直至现在，侯孝贤确诊失智症的消息，也意味着他彻底丧失了工作能力。
二火山关注到，侯孝贤去年年初还出席了由他担任监制的华语剧集《良辰吉时》的首映会，今年，梁朝伟到台湾参加《悲情城市》修复版首映时，也去探望了导演。
侯孝贤所患的失智症，是一种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也是一种“世纪病”。人们熟悉的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失智症的常见种类之一。每六位80岁以上的老人，就会有一个患上失智症。失智症会不断攻击患者最珍贵的记忆和能力，令患者的生命逐渐处于破碎和自我遗忘状态。
英国作家尼奇·杰勒德曾在父亲失智症去世后写过一本《记忆的重量》，在书中，他将失智症描述为对自我的一次特别的漫长告别，生命之光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逐渐暗淡，“生命结束的时间会慢得令人痛苦不堪。”
代表亚洲电影最高艺术成就
“侯孝贤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电影的充分的原创性，这表现在他是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直接转换成电影语言。”学者戴锦华一向对侯孝贤不吝赞美，在她看来，侯孝贤代表了亚洲电影的最高艺术成就，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影坛上非常独特、占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导演。
在亚洲涌动的电影新浪潮中，侯孝贤与他所代表的台湾电影“新浪潮”，具有极高的辨识度。生长于凤山城隍庙的侯孝贤，拍摄了很多台湾乡土，那些故土的影像，都是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与记忆，无数的长镜头里，有着人生的苍凉、痛苦与悲情，无论他的镜头下是什么时代、什么城市、什么故事，底色都是苍凉而孤独的。
侯孝贤的电影从来不卖座，哪怕是为他赢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刺客聂隐娘》，在主流电影市场上都经不起考验，票房惨淡。
他的电影在主流电影工业的框架之外，他也从未向主流妥协，而是按照他的本能、趣味与节奏，一部接一部，缓慢讲述个体的人生主题和叙事，既是个人的情感印记，也是关于中国文化、地理与乡土人情的记忆。
侯孝贤常说，只有“背对”观众，创作才真正开始，“背对观众，你才能认真面对自己，你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你要拍的是人，你对人彻底理解，就会拍得到。拍得到，观众就会理解。”他的创作力始终旺盛，尤其在70岁时拍出《刺客聂隐娘》，依然用极致的方式，逼迫自己不断前行。
在总结自己电影人生时，侯孝贤曾说，他是看了非常多的小说和电影，自然而然地就走上了这条路，他认为自己这一生最大的收获，就是选了电影这条路，“创作其实不应该有一个尽头的，我感觉我一直还在那条路上，还想一直做下去，电影对我来讲还是非常充满喜悦的。电影是观察人的世界，人是非常复杂动人的，光这一点你就可以做一辈子。”
“他从来都是非常敏感地用直觉去把握时代，去触摸某种政治状况。”戴锦华曾在《刺客聂隐娘》拍摄期间与侯孝贤数次对谈，每一次，她都觉得像是上了一堂唐代历史课，她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一堆堆的历史档案，感叹导演哪怕是拍一部历史武侠片，所追求的依然是“生活的质感”。
正是因为不向资本妥协，侯孝贤拍电影难、找钱难，是常态。戴锦华说，《刺客聂隐娘》筹拍八年，其实背后就是关于资金的心酸故事。该片9000万元的投资中，一半来自银都机构，剩下的都是导演一笔一笔去筹集的。在侯孝贤的导演生涯中，一直是抵押房子和汽车去拍电影，戴锦华很少看到一个人对电影抱有如此之深的情感。
侯孝贤曾安慰她，等到电影工业规模越来越大，艺术电影会有一点点空间，哪怕这一点空间，对他这样的导演，也足够了。
但事实上，在中国电影工业逐渐庞大的今天，艺术电影的空间依然不足，资本依然不会向艺术电影倾斜。侯孝贤也曾说，现在的观众已经没有耐性看他这样的电影，“普通观众还是喜欢看好莱坞片，看戏剧性比较强的电影，我的电影对他们来讲比较难。”
尽管侯孝贤没能等到艺术电影的繁荣，自己筹资拍片也常常捉襟见肘，但他依然在用自己的力量，试图为电影行业做更多。就在近期，与侯孝贤合作多年的美术指导黄文英转型做导演，其处女作《车顶上的玄天上帝》就是侯孝贤担任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