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诺伊伯（Kai Neuber）还记得16年前默克尔首次胜选德国总理的那一刻：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落选后揶揄了默克尔几句。而默克尔并没有太多举动，只是坐着，微笑着给了他一个古怪而可怜的眼神。
16年后，德国的历史进程要彻底向前了：由于默克尔将正式卸任，这意味着在今日（26日）之后，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掌舵人将正式易主。
诺伊伯正是决定这场选举走向的6040万名德国选民中的一员。他是一名85后，出生于德国柏林，目前供职于一家新能源咨询公司。
他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柏林时间24日下午四点多就已经投票了。由于周末将近，我担心选票无法通过邮寄方法寄出，还特意去了投票中心。”
在他看来，大选最后结果可能不会和民调结果相差太大，“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这一票可以起到作用，毕竟我是特意到投票站投的这一票。”
什么是左右选民投票的因素？
诺伊伯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各政党的政策主张及背后的价值观，能否符合选民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是左右选民投票的重要因素。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各政党大致可归于左右两派。左派更强调大政府，价值观更偏自由；右派更强调小政府，价值观更趋保守。
诺伊伯表示，选民身上的标签则是决定其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以85后的视角来问我，年龄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年轻选民更偏自由派，更激进，所以更喜欢左翼。同时，相较于年长选民，年轻选民通常被认为更意识形态化，他们对某些话题和政党的看法可能更稳定。”
“除年龄外，选民的工作背景、教育背景，以及他们来自哪里（东德与西德、城市与乡村）也是影响他们利益、价值观及政党偏好的因素。”他称。
诺伊伯表示，基于上述各种条件，大致可以勾勒出不同党派典型支持者的人物画像。
“总体而言，城市年轻人会更关心气候变化议题，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更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党；农村年轻人（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接受过高质量的汽车行业职业培训）往往更关注养老金、税收和移民问题；西德民众（或巴伐利亚）与联盟党有更紧密的联系。”诺伊伯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称，之所以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在城市的年轻选民更关注气候问题，是因为这是影响他们未来生活的重要变量。此前，联邦政府已做出减排承诺，但并未正式履行。能否落实这一承诺，决定了未来德国生态环境发展走向。
诺伊伯还表示，之所以农村年轻人对贫富差异、移民问题较为敏感，是因为在难民危机后，德国民众在身份认同上面临冲击，这在东德乡村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相对德国其他地区，德国农村地区的经济相当薄弱。当地民众目睹了公共交通、卫生、邮政服务等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恶化。但是没有政党出面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感到自己被遗忘了。在他们眼里，联邦政府给予难民的支持比他们多，难民的到来也有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另类选择党(AfD)利用了他们的这一心态，化作了这些人的斗士，所以赢得了他们支持。”
大选会改变德国民众的生活吗？
由于联盟党支持率一直不佳，诸多分析认为，联盟党恐怕无法继续执掌联邦政府，该党将随着默克尔的告别一同落幕。
在诺伊伯看来，本次大选的确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在最后一刻，联盟党或许能用20世纪80年代的竞选策略激发更多‘沉默的选民’，但这可能未必能够奏效。”
不过，诺伊伯表示，虽然本次大选至关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将有太大改变。
“在德国，变革通常都来的相对缓慢，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新的想法，任何提出彻底变革的政党都注定要失败。” 诺伊伯说道。
2015年，诺伊伯曾有幸会见来自联盟党的高层官员。在回忆当时会面场景时，他向第一财经记者说道：“对于变革，联盟党的高层官员只提到了能源转型和社会保障改革两方面。对于其他领域，他们都闭口不提。”
这一回忆恰好是诺伊伯对默克尔执政16年印象的缩影。“默克尔在危机时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者，但她更多是一个执行的角色。在她执政期间，联邦政府中没有推出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战略或立法举措。如果问我说，她对德国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我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苛刻。”
“相较而言，我更喜欢16年前输掉大选的施罗德。”诺伊伯表示，“他与默克尔截然相反：个性鲜明，善于表达，精于改革。虽然这略显民粹主义，但施罗德不失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政治家。在我看来，他提出的Energiewende（能源转型）和2010年对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启动，是上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最重要和最大的两项改革。虽然后者在左翼和社民党选民中不受欢迎，但正是这项改革奠定了此后德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不过，无论是哪个党派上台执政，德国政治的发展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的。在大选后，哪些政党组阁执政，才是决定未来德国政治发展更重要的因素。” 诺伊伯说道。
